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：3月31日,备受关注的许霆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，法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罚金两万元，并追讨其未退还的173826元，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。根据相关法律，该判决最终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方能生效。广州中院两次判决，都认定许霆犯盗窃罪，且属于“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”，依法律规定，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广州中院表示，本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，经进一步查证，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，对许霆予以从宽处理，在法定刑以下判刑。广州中院的重审判决结果“有期徒刑五年”与原审“判处无期徒刑”可谓天壤之别，由于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，因此，如无意外，许霆案的重审判决很快就会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

　　看到这样的重审判决，很多网民可能会很高兴，因为可以说这是舆论和网民的胜利。我对判决结果也非常认同，但我高兴不起来。因为我担心随着对许霆案重审判决的“高度肯定”，本来已经积重难返、饱受诟病的“发回重审”制度，今后会成为侵犯上诉人权利的遮羞布。

　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，二审法院对上诉和抗诉案件，可以有三种处理结果：维持原判，变更原判和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但是，我国刑事二审的发回重审制度，没有次数的限制，不仅造成诉讼效率的下降，也忽视了对有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救济。

　　笔者最近参与调查了这样一个案件：

　　福建省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前主任李夷因涉嫌受贿，2007年7月被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：“收受他人贿赂58000元，构成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”李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案件随后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为由，要求发回重审；重审后，在检察机关没有提交新证据、没有增加新控罪的情况下，2007年12月，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：“被告人李夷收受他人贿赂88800元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。”在此案中，发回重审增加了李夷六个月的刑期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目前，我国改革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点应该在于严格规范、限制发回重审制度的适用，使发回重审真正成为二审裁判的例外。但是，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，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的保障和配合，否则，修改发回重审制度的实际意义将十分有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