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次府谷因司机跳河引发的打砸事件，当地政府及时采取措施，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值得称道。但通报中，由于语焉不详，“双方”何指，“获得”近40万元赔偿款何来，也让人心生疑问。

    首先，贺立旗是否应获得赔偿就是个问题。如果如通报中所言，贺没有驾驶执照，并使用农用车违规载人，交警属于按章执法，为什么要给予高额赔偿？赔偿特别是全额赔偿往往依据责任判定，那么，给予相当于全责的赔偿额度，是否表示责任已经认定？

    即便已经认定交警承担主要责任，需要给予赔偿，赔偿的金额也值得商榷。参照“2008年陕西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公式”（华律网），贺立旗能获得的赔偿，主要有如下几项：丧葬费约1万元，死亡赔偿金（农村居民）52900元，被抚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赔偿等。前三项累计也不过10余万元。有弹性的只有精神损害赔偿，但以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，精神损害赔偿能达到20万元之高吗？参考陕西近年来发生矿难、车祸后兑现的死亡赔偿标准，更是相距甚远。

    鉴于本次赔偿发生的现实环境，不排除当地政府为了尽快平息事态，特事特办。但越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，处理手段就越要注意不能逾越法律法规的边界。这不仅是一个对其他被赔偿者是否公平的问题，也不仅是赔偿金谁来出、如何出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处理办法可能会给出一些暧昧的暗示：赔偿标准可以不按照有关法规执行，而是由当权者说了算。甚至有个别人会得出不闹不赔、小闹小赔、大闹大赔的印象。

    在类似的事件中，任何个人的权威都不可最终倚靠，只有在法律框架内行事、维护好法律的尊严，才能使矛盾尽早消弭。对法律法规“始乱终弃”，只会形成不良误导。回到这个事件，既然赔偿已经做出，就应将为什么赔、怎么赔说清楚，将明细公之于众。一则以塞悠悠传言之口，以正视听；二则回到正常的法律轨道，以绝来者。

中青在线——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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